友人曾说：“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想当嘴巴，没人想当耳朵。”但有一种职业，他们的专业是借出耳朵，用心倾听。临床心理师、注册辅导员、电话辅导义工，长期接收他人生命里的负能量，协助案主消化情绪、理清问题。只不过，情绪垃圾桶当久了，难保不会有爆炸的一天。

9月10日是世界自杀防治日；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大部分人把焦点放在“生病的人”身上时，我们想关注“医者”的身心状态。助人者是否能有效与个案的人生课题作切割，尽可能不受影响？若是发现自己也身陷抑郁、焦虑的泥沼，是否有办法自救？

自我觉察　走出深渊
助人者也需要别人拉一把

9月中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创立基督教自杀防治团体、提倡心理健康的副牧师威尔森（Jarrid Wilson）在世界自杀防治日的前一天自杀身亡，得年30。这样的新闻不免让人唏嘘，一向扮演助人者的角色，原来也会跨不过自己心里的那一关。以此为背景，邀来拥有超过20年辅导经验的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资深辅导义工余炽和及临床心理师梁耀文，谈助人者的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

余炽和及梁耀文不约而同强调：“自杀的原因往往不来自单一因素。”余炽和指：“媒体往往会著重去陈述一个原因，但那通常只是对方所面对的问题之一。以美国这位副牧师的事故为例，人们一般会问‘这事为什么会发生？’，一如他遇到困难想找人倾诉时，不了解的人也会萌生这样的想法：‘你怎么可能也遭遇这样的问题？’”

他接著说：“但，‘为什么不会发生呢？’，这很正常，他也是人，也会面对各种挑战。”针对这起事件，当地资深牧师劳瑞（Greg Laurie）在部落格写下：“有时人们会认为，身为牧师或精神领袖，我们能轻易渡过一般大众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我们应该对任何问题都有解答，其实不然。”威尔森的死，似乎稍稍敲响了警钟，权威人物承认他们也有难解的人生难题，意识到助人者也有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

被视作权威，更难向人求助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资深辅导义工余炽和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高低起伏，不可能永远都处于高峰。你别他看作一个特殊的、有能力的人，仅仅把他视作“人”，低潮的时候如果没有被倾听，也会走进死胡同。尤其一直都一帆风顺的人，经历低谷时更不容易渡过。”

余炽和认为，助人者能否自我觉察，基于三个要点，“一、上过培训，有认知概念；二、接案的经验和三、有没有将知识内化。”他解释：“第三点尤其关键，如果空有专业知识，没有去体验和内化，当自己面对状况时，依然会很难接受。”所谓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指的是将看、听、想得来的知识经过内证实践，将所领悟的客观价值和原有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成为心理特质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说拥有相应的专业、能将知识内化，并且拥有自我觉察能力，助人者就能在陷入低潮时，轻易找到出口？他这么说：“有相应知识和经验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觉察到自己受困于情绪的谷底，但最终还是取决于是否愿意寻求协助。”他直言，被视作权威人物者，若心理成长不足够，会怯于向人透露自己面对的挑战，因为社会地位等因素，也较难找到倾诉的对象。

不过，他也提到，现时面对心理问题的人似乎更愿意，或者说已懂得求救，“或许是因为相关机构的曝光率增加，人们知道有各种可使用的资源。虽然没有研究和数据显示，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现代人更容易面对心理问题，而是从前人们不知道求救的管道。以前的人默默苦一辈子，老了心里的恨放不下。无论如何，面对问题的人懂得向外求救，是好现象。”

自我照顾是必须，不是选项
——临床心理师梁耀文

“作为临床心理师，情绪受个案影响是有可能且非常正常的事，我们也是人，人生中也有很多课题要面对，案主提出的一些细节有可能钩起过去的创伤，所以才必须自我觉察，学著如何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案主，也不让个案影响到自己。”

临床心理师梁耀文，同时也是划时代心理成长中心的联合创办人，他同样强调助人者自我觉察后，应主动寻找资源，协助应对个案带来的压力和情绪低潮。他说：“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的人会想找人谈一谈，借此疏解压力，有的则是独处之后能量就会恢复。”他属于后者，“我接案后，能量较低时会不太想讲话，在见下一个案主前的快速恢复方式是听一些振奋的音乐，比较深入的则是回去后找督导谈话，或是和知心朋友谈一谈，再不然就是放假、接触大自然。”

他不讳言，根据英国卫生部的一项研究，在医院工作的临床心理师很大比例面对心理健康的风险，“所有的心理师所使用的‘工具’都是他本人，在我们所受的训练里，自我照顾（Self-Care）占了很大的部分，它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强制性的。助人以前，首先必须把自己照顾好。”也因此，高压、高风险的工作，包括临床心理师、社工等皆有预防‘Burnout’（职业倦怠）的特别假期，让他们能稍微逃离，适当地喘口气。

另外，他也提到，在国外部分国家，临床心理师被强制接受辅导，“在本地，我们被鼓励这么做，但不强制。一般上我们会找比较资深的辅导员当自己的临床督导/辅导员，本地一些非常受尊敬的老师也会去找国外的老师担任自己的督导。”

所谓督导，在心理学上指的是协助从事心理相关职业的人员提升工作能力与心理素质的一种工作模式，梁耀文补充：“主要是找自己能够信任，同时也能接受对方风格的人。”他透露，情绪受到影响，需要第三方意见时，除了寻求督导的协助，也能在不违反专业守则、严守保密条款的前提下，寻求同侪的意见。

情绪支援、防治自杀第一线
帮助别人　成长自己

临床心理师和辅导义工的工作性质相当特别，他们很需要旁人分担工作领域的沉重感，却偏偏无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尊重案主的隐私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因为这样，能够互相支援的团队更显关键。

人心肉做，虽说许多站在前线的医务人员总是自称早已对生老病死麻木，情绪不受工作影响，但事实上，许多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心理保健知识，对心理健康有所忽视。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资深辅导义工余炽和指，医务人员、辅导员、社工和义工皆是心理疾病的高风险群，尤其大量接案的临床心理师受到的冲击更大，需要有很好的支援系统。

以大马生命线协会为例，余炽和不讳言，一名熟练的辅导义工需要至少3到5年的经验，“对新手来说，接案后的情绪切割可能不太容易，这时候团队就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透露：“一般上，在义工接了电话后，会有至少两人以上的督导、同侪提供陪伴和支援，请他分享接听来电后的心情。除了情绪上的支援，也会一起讨论如何协助案主解决问题。这么做能让对方在当下很大程度地进行切割。”

余炽和指，有痛苦不说出来，就像有石头压在心口上，若一个人愿意说话，情绪压力通常能得到舒缓。话虽如此，辅导义工还是得严格遵守保密条款，“在分享和讨论时，个案的细节、案主的资料都会被保密，而且通常只在辅导室里谈话。若有必要使用通讯软体，也只说自己的情绪，不说个案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仅有相关辅导义工的督导能知道他接了谁的电话，“这主要是为了让义工们能更好地帮助案主。”值得一提的是，督导对义工和义工对案主进行的辅导，原则上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同样要建立互信关系，也需要耐心、同理心、聆听和陪伴，“唯一不同的是面对助人者，会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字眼，对个案则用比较通俗浅白的话。”

感觉到蜡烛两头烧时，就会停下

大马生命线协会接的案包罗万有，根据2016年至2018年的个案问题类别统计，家庭困扰、精神心理、生活/人生、夫妻关系、男女感情、人际关系和职业/升学占大多数，余炽和透露：“督导会观察哪个类别对相关义工而言较难应付，可能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个案，就会斟酌过滤，而该义工需要先把自己装备好，可能是参与其他接了相关个案义工的讨论，学习如何处理，待准备好后，再自我挑战。”

自1993年注册成立以来，大马生命线协会一直秉持“帮助别人，成长自己”的理念，为个案提供服务时，也时刻不忘提升自己。“任何人都适合当辅导义工，只是每个人的状态、成长历程和生命阶段都不一样，有时只是某些部分还没准备好，没思考过自己的情绪处理，发现自己需要多下功夫，多做功课。”

余炽和笑言：“我们常说，如果你心里没事，不会那么容易被牵动。在心理有事的情况下，接个案的电话，情绪会翻滚，会干扰辅导的进行。”他举例，如果是与先生缺乏沟通的案主打来，义工接了电话，产生负面情绪，那他应去探讨是不是和原生家庭和成长过程有关，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对先生/太太的角色、责任的认知又是什么。不能只是说‘我没事啦，会这样只是因为个案。’，反之应重新审

视为什么自己对相关事件有那么大的反应。”他补充：“所以我们也常说要感谢个案，因为接案，我们有所成长。”

然而，辅导义工即便不是因为压力过大而打退堂鼓，流动率依然大，“毕竟是义工性质，你可以请假，3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我自己就曾经暂停服务一年。暂停是很正常的，当你感觉到蜡烛两头烧时，就会停下，只不过很多人停了之后就没再回到岗位。”余炽和指，辅导义工通常因为2种原因而不得不暂停服务，一是家庭，比方说有新生命诞生，需要把更多精力投注在家庭上；二则是工作，可能是公司有许多大规模的项目，没办法分心。

他认为，非政府组织挑起自杀防治及心理健康宣导的担子，在人力物力财力皆缺乏的状况下，已经算是做得相当不错。但他也不忘强调：“政府需要更关注这一块。在很多国家，自杀防治的课题都是由政府在负责，即便交由非政府组织去执行，也必定会拨款。”

体制不完善，看作推动社会改变的助力

导致心理疾病的因素很复杂，临床心理师梁耀文指，主要是来自生理、心理和环境三大原因，生理指的是基因、脑部结构、化学平衡等；心理是创伤、性格、应对问题的方式和能力；环境则是文化和生活节奏等外在因素。他强调，若辅导员或临床心理师接触的课题过于沉重，生理也会有所反应，比方说头痛。而心理或精神疾病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没有觉察力或过于软弱，而是受到生理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他续称，工作环境压力程度高的人风险自然也高，但有风险的因素，就肯定也会有保护因素，主要是看整个机构或团体的文化和支援系统，“有的中心会聘请顾问，大组织一般会有督导或是由直属上司提供支援。”他提到，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保险涵盖社会人士的心理咨询需求，比方说英国国家健保体系（NHS）自2008年起设立“改善心理疗法取得管道”（IAPT）计划，有系统地推动国民健保给付，为所有成年人转介心理治疗与咨商。他直言：“大马是相对年轻的国家，仰赖政府，资源有限。但非政府组织同样受限于资源，很难在服务上有所提升。”

梁耀文2008年受训成为大马生命线协会的辅导义工，后曾在本地大专任职心理学兼职讲师，也曾为各国难民提供心理诊断及治疗服务，2017年开办划时代心理成长中心，很大程度是想要跳脱局限，透过另一个方式让整个行业有所提升。他说：“这个领域，需要许多自我进修，也需要很多本土的研究，包括社会状态如何，现有的治疗如何…但经费从哪来？我们总要想办法存活。如果所有人都在挣扎求存，很难进步，也会导致人才外流。总归而言，这个领域的发展需要资金，而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虽说目标明确，但在实践的路上，总会有充满无力感的时候，尤其是牵扯到现实层面时，“遇到小孩受虐、遭到性侵，你想保护，但社会体制不完善。不过见多了也不能丧气，反而要自我调适，把它看作推动社会改变的助力。”

之所以投入心理学领域，梁耀文不讳言，一切源于自己曾有过寻死的念头。“我有哮喘，小时候身体状况很差，经常病发。小学时期常常因此无法到校，而这影响了我的情绪，觉得自己很弱，总是给身边人添麻烦。”家人对他表现关爱，与朋友之间也相处愉快，一切看似正常，心情却经常不稳定，“当时还没有觉察能力，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生活过得不好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想要自杀呢？”

中学时期，他偶然在报章上看到临床心理师梁惠美的相关报导，从此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我经历过那种迷茫，因为自身的经历，也因为这份工作本身就有意义，所以很笃定要从事这一行。不想有人因为‘不了解’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对他而言，陪伴另一个人走过痛苦的时刻，看见对方的生活有所转变，是一件很有满足感的事。

生命线协会1993年至2018年年度总接案人数统计

根据2019年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会刊的资料，自2015年起寻求辅导的认识不断增加，原因包括近年该协会积极发展社会教育工作，有效提升了更多群体对辅导的求助意识。另外，该协会近年也持续举办义工培训，扩充助人资源，并在2018年增设3个日间辅导时段，因此受惠人数也随之增加。
 

本地的自杀防治、心理健康提升工作做得如何，是否有成效?

余：自杀防治无法用做得“好”或“不好”来衡量。会自杀的人是谁？是男是女？来自哪个年龄层？有怎样的人格特质？根本无法预先划分。在成长过程中，谁从来没有过“想死”的念头？我们在分享会提问，很多人都举手承认，曾经有过。情绪跌落谷底，想自杀，这些状态都是正常的，所以自杀防治的工作才需要一直做下去，长期地做。至于做得有多好，端看每个人心里的那把尺。

梁：有两个关键字，Awareness（觉察）和Accessibility（可接触、可到达性），前者是有多少人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情绪低落不仅仅是因为压力，后者则是有需要时要上哪去找相应的资源。据我观察，本地人的Awareness还有待提升，而心理健康相关的服务在某些州属仍是缺乏。

另外，人们常常提到的“心理医生”，这个词其实是不存在的。用药的我们称作精神科医生，进行辅导的是注册辅导员或临床心理师。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师都做诊断，注册辅导员做防治也能协助个人做各方面的探索，比方说性格上的分析，适合什么职业，生活上可以遵循怎样的方式等。

而我所认为的心理健康并不专注于治疗，它是很全面的，包括你面对冲突时抱持的是怎样的态度、你的压力指数、你的兴趣，甚至是步入婚姻前的学习。所以我鼓励大家，只要有意提升生活素质，都可以去找心理科的相关人员。并不是因为有病，纯粹为了更健康，就像大家会很自然很从容地说自己要去见牙医或是做身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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